年纪轻轻的沈宝，经历却不像他的性格一样简单。大学期间，他开过出租，做过生意，
在成功进入一家IT企业实习之后，他终于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在网络安全这个专业上。为了提升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技术，他带着上学打工得来的积蓄，只身来到了北京。
        对于从小在大连长大的沈宝来说，北京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在这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地下室住，房间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虽说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沈宝的人生经历几乎不可能在重现，但是他说起那段初到北京的时光，还是感叹不已：“真是不愿再去回想当时刚来时候遇到的困难了，还好我后来去东方标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也是一段很难忘的回忆。”
        当初沈宝第一次去神州数码申请职位时，公司并没有录用他。当天晚上回家之后，不甘心这样放弃的沈宝花一个晚上对这个职位的想法和建议写成文章发给那个部门的技术总监。总监看了之后，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终于，在第二机会来临的时候，沈宝顺利通过了神码的入职考试，进入网络安全事业部，成为产品工程师。沈宝说，当然他来培训只是想多学点技术，并没有奢望能在北京找到这样好的工作，现在，进入了神州数码，干的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对现在的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也就希望自己好好努力，在北京一直呆下去，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也会考虑回到大连，开创自己的事业。

　关于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对子女受教育机会以及个人发展的影响，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实证研究，其中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是美国1966年公布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Report）。该报告通过对美国3000多所学校、约65万学生和7万教师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 ）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而学校和教师特征则只有很小的影响；日本全国性的社会成层与社会流动调查显示，在分析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本人学历、本人初职、本人现职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父亲的职业和学历对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现职都具有巨大影响，并得出结论——“理应平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而异”；法国学者布尔迪约等分析了法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同样发现各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差异悬殊，“高级职员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倍”。有学者将上述现象称为“社会再造”，并认为教育是复制和再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合法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在我国，关于家庭出身与教育机会分布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但已有的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始终对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我国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子女间的分配也同样不均等，而且这种不均等的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006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根据其对北京、山东、广东、湖南、陕西、云南、广西等7个省（市、自治区）的34所高校，近34000名学生情况调查，完成了《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报告。调查报告显示：
　　 第一，在我国高校学生群体中，尽管来自不同家庭背景者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来自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占有的相对比例更高，说明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对机会并不均等。
　　 第二，家庭背景不仅通过影响子女高考成绩进而影响其接受不同层次公立高校的机会，也会在成绩一定的情况下影响子女选择学费更贵的民办高校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重点院校学生家庭背景优于普通院校、民办高校学生家庭背景则优于同层次公办院校的现象，说明不同层次、类型高校教育机会的分配也不均等。
　　 第三，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就业结果不同，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越高，说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
　　 对于这些发现，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主题进行解释，即父母的职业、学历、收入、身份等将决定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及社会资源，这些资源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学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业，从而使家庭背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女最终的就业状况。
　　 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收入越高，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会越多，子女接受的基础教育越好，从而获得好的高考成绩的可能性越大；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越多，学习和求职的条件越好，而迫于经济压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即使在大学毕业之际，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影响许多毕业生选择是否继续求学以获得更高学历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主要体现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等方面的能力越强，获得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并间接地影响子女学业和就业的能力也会越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约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在传播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如果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会成为促使子女接受这种文化并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8]组织资源指的是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和支配人力、物力、信息的权力，社会资源则是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数量和质量。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则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从而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更好地为子女择校、择班，可以在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更好地选学校、选专业，更可以在子女择业过程中更快捷、准确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信息，甚至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可见，只要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的结果都难以做到完全平等，在我国也不例外，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而另一方面，教育往往被视为平衡社会利益分配、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重要工具，准确认识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状况正是制定合理的干预政策以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础。

        大学生就业难，难的是家庭一般的孩子，那些家里有关系的学生却不怎么着急……每年一度的高校毕业生求职潮，正出现不容忽视的的潜流：就业在一些大学生身上正逐渐演变为其父母所掌握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代际效应”正挑战就业的公平性。

找工作，家长比孩子忙
        今年从四川一所知名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的李时康，“就业工程”从四年前就开始了：从他入学的第一天起，父亲李骥的“就业广西网”工程也随之“上马”。
李骥开始有意识地结识各大医院高层人士。有一次，他以外得知本单位领导的小舅子吴某在一家大医院担任药剂科主任，并且很快就要升任副院长。李骥马上行动起来，很快就与吴某一家搭上关系。接下来这几年里，两家人走动地非常频繁。在“不懈”的努力下，今年7月，李时康毕业时，不费吹灰之力便进入了这家大医院。而他的一些同学却仍在艰辛地准备考研或四处奔波求职。
        四川省自贡市黄玉梅打听到北京一家行业报纸要招聘编辑，平时省吃简用的黄玉梅马上给女儿订了去北京的机票，并连夜送女儿到成都搭乘飞机。尽管女儿最后没有通过考试，但黄女士对付出的这一切并不后悔，“只要是为了孩子，我们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带际效应”挑战就业公平
        当一些大学毕业生在父辈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许多令人羡慕的“职位”的时候，那些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却在经历一次次的求职失利。在就业重压下渐渐呈现的“带际效应”，正挑战着制度的公平性。
从四川泸州的贫困山区考入四川大学，对于李承彬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为了顺利读完大学，家中已经背负了近3万元的句债。毕业找工作的时候，看着有“门路”、家境殷实的同学为就业买手机、制作电子版档案，李承彬不知道该怎么办做才能和他们展开竞争。
       李承彬对记者说，现在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真正难的是能力普通而家境一般的孩子，那些家里有关系、背景的同学，找工作根本不着急，从不参加什么“双选会”，而是天天打游戏、睡觉、谈恋爱。

警惕演变成“父辈竞争”
       重庆某高校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小杨告诉记者，班里一个成绩很差，连四级都没过的学生因为家长在银行工作，竟然也进了一家号称“只招收重点大学毕业生” 的银行工作。许多贫困生对此愤愤不平，认为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父辈和家庭的背景不该荫及本该公平的大学生求职。
       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饿联合调查显示，有41.61%的学生已经坦然承认：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光伟认为，现在靠着社会关系求职的大学生虽占一定比例，但是大部分学生还是要靠自己去寻找各种工作机会。如果大学生就业演变成畸形的父辈社会资源的“求职”，会大大浪费人才资源。因为父母为孩子找的“好工作”可能会让孩子在安逸中丧失前进的动力，从长远来看其实是害了孩子，另外也不利于社会形成公平竞争的氛围。